厨房里，一位身形瘦小的老太太坐在餐桌旁，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盯着拼图上的空缺。她拿起一块紫色的数字积木“10”，似乎不太确定是不是该把它放进空缺里。在这之前，她用了将近5分钟才从“1”拼到“9”。

　　此刻，女儿傅新红正在厨房里做家务。她回头看了看母亲，便掏出手机定格了这个瞬间。照片里，郑守仪银色的短发看起来是那么柔软光滑，蓝色的花布衬衫没有一丝褶皱。

　　在女儿眼中，母亲和年轻时一样美，岁月慢慢地带走她的记忆，却带不走她对待生活的那份认真与热忱。

　　白天，郑守仪的室内活动就是看猫、玩拼图、翻相册。她家里有6只猫，“多”得让她数不清，她用手指指着猫一只一只地数，却总在数到“4”时就卡壳。拼图是女儿买的，希望益智类玩具可以延缓她的阿尔茨海默病发展速度。93岁的郑守仪已经很难驾驭3岁以上小孩的玩具，常常把玩具捏在手里琢磨半天。大相册也是女儿用A4纸打印的，里面有关于她的各种照片。比起看照片，郑守仪更享受在相册每一页下面叠个角的快乐。

　　她的手闲不下来。没有事做的时候，她就用手指敲桌子，不停地敲。那是一双布满皱纹的手，血管像蚯蚓一样趴在手背上。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她正是用这双手，做出了令世界惊艳的物件。女儿感慨：“她如果不搞生物研究，应该会是个不错的画家或者雕刻家。”

　　有孔虫，是一类古老的单细胞生物，因外壳带孔而得名，被誉为“大海中的小巨人”。它们平均只有约1毫米，针尖儿大小，不借助显微镜很难看得清。

　　单凭一个细胞，有孔虫在地球上生存了5亿多年，见证、记录着海洋生态和地球演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因此成为人类开展生物地层、古海洋、古气候研究和石油勘探工作的“向导”。

　　从1956年起，郑守仪凭着一双手、一双眼、一台显微镜，详尽描记了1500余种新的有孔虫，约占世界已知现生有孔虫种类的1/4。

　　不仅如此，她还绘制出3万多张有孔虫种类形态图，为有孔虫建立了一整套准确可靠的“户口簿”；制作出250多个有孔虫放大模型，让有孔虫的美从显微镜中“释放”出来；撰写了320余万字的学术文章与论著，推动中国迈入有孔虫分类研究领域的国际前列……

　　有朋友到实验室参观时，她会把大家带到显微镜前，兴奋且自豪地说：“你们看，我今天又找到了一只很漂亮的有孔虫。”

　　他与郑守仪相差26岁，属于忘年交。郑守仪90岁时，还会时不时去办公室工作一会儿。李乃胜记得，当时，郑守仪的办公桌正中央放着显微镜，各种有孔虫的壳像细沙一样在玻璃器皿里铺了薄薄一层。郑守仪把显微镜对准其中一只，让李乃胜看，“灰白色，像个小球，上面有花纹”。

　　2001年11月，她作为中国现代有孔虫分类和生态研究的开创者，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郑守仪被授予世界有孔虫学界的最高荣誉——美国“库什曼有孔虫研究杰出人才奖”。

　　美国微体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比拉尔哈克博士如是评价郑守仪的学术贡献：“她把微小的有孔虫放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制作成形象逼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模型，不仅创造了可以促进有孔虫教育事业发展的教具和科普展示物，也为世界有孔虫研究和应用作出了贡献。”

　　小时候，傅新红每年寒暑假都在实验室里给母亲当助手，她6岁时便会用英文打字机帮忙打卡片、打文件。科考船上送回的泥样要先冲洗、过滤，然后把样本放在培养皿里烘干，干透之后再装进试管瓶，贴标签、称重、登记。

　　傅新红的流程完成之后，郑守仪就可以在显微镜下挑标本、计数了。挑标本是用非常小号的毛笔把漂亮的有孔虫粘出来，放到旁边的器皿里，工作量很大。傅新红很少干这个活儿，她不懂得专业门道，而且“显微镜看久了会头晕”。

　　有一次，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她指着一只有孔虫模型说：“我认人很差，见过一次或几次的人，再次见面有时都不认识，但有孔虫我一看就知道是暖水性的还是冷水性的、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比如这个，这个只西沙群岛有，暖水性的。”

　　决定要做有孔虫立体模型后，从没学过雕刻的郑守仪拿起雕刻刀就干，“先用滑石，太硬，错了没法改，改用雕塑泥，太软，不好成型，最后用石膏，石膏好，错了还可以补”。她一边看着显微镜，一边雕刻，好几天才能刻出一个掌心大小的有孔虫模型，丈夫傅钊先形容那是“蚂蚁啃骨头”。

　　郑守仪的一双巧手，就像是她传递爱的通道。郑守仪把她的“巧”给了她爱的有孔虫，也给了女儿。小时候，傅新红总是班上最时髦的孩子，她的花裙子是母亲买来花布后自己设计，再用家里的蝴蝶牌缝纫机做出来的。从小学到初中，每年春节，母亲都会亲手为她缝制新毛衣、新棉袄。20世纪90年代中期，母亲亲自制作草莓黄油冰淇淋，招待傅新红的同事，大家至今感慨“你妈妈当年做的冰淇淋，绝了”。

　　郑守仪很喜欢在海边散步，腿脚也还算灵便。2023年秋天，92岁的她在女儿和保姆的陪伴下，沿着海边木栈道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

　　“我妈体力很好。”傅新红尤其佩服母亲的游泳实力，“她游泳可太厉害了！天暖的时候，她早晨5点多就起来去海里游泳，天冷的时候，她就中午去游。每年从5月开始，一直游到10月底，有一次我穿毛衣都觉得冷了，她还去。”

　　傅新红和母亲上一次一起游泳大约是在10年前。当时水很凉，傅新红还在岸边慢慢热身，一抬眼，母亲已经游完一圈回来了。

　　1931年，郑守仪出生在菲律宾一个华侨家中，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她有3个哥哥、两个弟弟，一家八口和睦温馨。郑守仪的父亲是位十分爱国的老人，虽身在海外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动态，不仅爱收集有国内新闻的报纸，还爱写爱国诗，每周组织诗友会。郑守仪从懂事那天起，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那年，郑守仪18岁，中学毕业后进入菲律宾商科学校（夜校）念书。遥望着焕发生机的祖国，郑守仪的父亲意识到，女儿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便建议她去一所华侨小学学中文。于是，郑守仪白天和小学生们一起学中文，晚上和大学生们一起读书。

　　1955年，郑守仪以优异的成绩免试进入菲律宾大学念研究生，同时，她还在马尼拉华侨中学找到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

　　没承想，做兼职教师的第一天，她就被辞退了，原因是她在向学生们做自我介绍时，说了句“我是中国人”。

　　“很抱歉，你不能在这儿工作了。我们不知道你是中国人。”校长用英文对她说，“政府有规定，外国人是不能在公立学校任教的。”

　　之后的几天里，郑守仪想了很多，最终她得出结论：“我有自己的祖国，我要回到祖国去，为祖国人民服务。”

　　当时，郑守仪弟弟就读的华侨学校里，有一位爱国华侨C先生。与郑守仪结识后没多久，C先生就回国了。回国后，他写信告诉郑守仪：“祖国正着手大搞建设，迫切需要人才，欢迎海外学子归来。”

　　郑守仪终于盼来了机会，她决定放弃硕士学位回国。C先生不仅帮助她与祖国有关部门取得联系，还写信委托他在菲的华侨朋友帮助郑守仪办理离菲手续。

　　1956年6月的最后一天，郑守仪和家人像往常一样坐在一起吃早饭，她强装笑颜，心中暗暗道别。送走上工的父亲、哥哥，送走上学的弟弟，又送走去菜市场的母亲之后，郑守仪默默地留下一封信，带着准备好的简单行装，只身登上从菲律宾飞往香港的航班。

　　从香港到深圳，再从深圳到北京，几经辗转，郑守仪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并很快被分配到位于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研究者。

　　在郑守仪回国前的4个月，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出炉，其中提到了现代有孔虫研究的相关任务。面对这项国内几乎未曾被开垦过的领域，郑守仪自告奋勇，与海洋生物学家郑执中先生联手，开始了我国有孔虫分类学和生态学研究，并在1961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现代有孔虫实验室。此后，她对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北部的浮游有孔虫，西沙群岛、中沙群岛部分地区的现代有孔虫做了大量研究。

　　郑守仪的相册里，有一张她刚回国时拍的老照片，身高只有一米五的她，坐在岸边的礁石上，眼神里透着勇敢和坚定。这一刻，她仿佛和有孔虫一样，也成了“大海中的小巨人”。

　　傅钊先比郑守仪小8岁，不善言谈，初中学历，原先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一名临时助理工，跟船出海科考过很多次，他采回来的样本有一部分进入了郑守仪的实验室，而他本人后来也成了郑守仪的助手。

　　郑守仪觉得，自己“嫁的是爱情，而不是世俗的条条框框”。从丈夫那里，她学会了骑自行车、识简谱、弹秦琴、游泳、理发。郑守仪做有孔虫雕塑时，丈夫成了她最得力的助手。她说：“我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两个决定，一是研究有孔虫，报效祖国；二是找到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傅钊先。”

　　在郑守仪那里，大海似乎拥有强大的治愈力。每当烦闷时，她就去海里游泳，“游了以后好像那些烦闷的东西都沉入海底了，很清醒”。

　　但是，从2016年起，郑守仪不再游泳了。“她的腿抽了一次筋，感觉记忆也不太好，之后就没有再游过。”傅新红说。

　　2023年春节，老伴傅钊先突发疾病离开了她。郑守仪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有些焦虑地在家里来回地找，推开一扇又一扇门、打开一个又一个橱柜。直到半个多月后的一天，她突然问女儿：“老傅呢？”得知老伴去世，郑守仪黯然地“哦”了一声。从此，便没再提起过，仿佛一切都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了。

　　没生病时，她经常到中小学给学生们做科普，给他们讲有孔虫的故事。生病后，她喜欢和院子里两三岁的孩子一起玩。

　　李乃胜说：“她不搞复杂的人际关系，她对事物的理解、对人的理解，都非常单纯，单纯到心里头没有一粒尘埃、没有一丝瑕疵。”

　　不过，有了行政职务后，她还是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使命。为了兼顾科研与行政，她每周六在市政府办公一天，其余时间待在实验室。由于她总是像老大姐一样事无巨细地帮群众解决问题，她的实验室很快就变成了接待室，登门来访者络绎不绝，各方面的事务、会议、活动应接不暇，她的家里甚至曾经短暂收留过一位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

　　必要的科研时间被挤占，正常的科研计划被打乱，郑守仪斟酌再三，向上级递交了辞职报告：“有孔虫研究任务繁重，别人不能代替，而政府工作，比我更能胜任的大有人在。”

　　1983年，上级同意她辞去青岛市副市长和青岛市会副主任职务。但此后，她又先后当选致公党中央、全国政协、山东省政协，并一直兼任中国致公党山东省委主委职务。

　　在政务工作中，郑守仪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被糊弄的人。她的单纯与执着，反倒像一根随时会扬起的鞭子。

　　一次，她偶然看到一家电视台利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前的5秒钟，播放某香烟品牌的广告，广告中虽未出现“香烟”二字，却用英文把商标名写得很大。

　　她随即写了份建议递交给管理部门。不久，有关单位以该广告得到工商部门批准为由予以反馈。郑守仪再度上书陈述7条理由加以批驳，最终迫使该广告停播。

　　从1983年到1998年，郑守仪在历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书面提案和反映的社情累计达200多件，内容涉及科技、教育、侨务、法律、政协、人事福利等。

　　2001年，郑守仪已经70岁，李乃胜也已经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到青岛市政府工作。那年，李乃胜邀请郑守仪等专家学者参加市里的规划论证评审会。郑守仪很爽快地答应了，自己坐着公交车就去了市政府大楼。

　　郑守仪一口回绝：“你们市政府大门口就是公交车站，到那头下车就是海洋所，干吗要派司机送，要花钱，司机还要来回跑两趟，耽误时间。我就坐公交车回去。”

　　之后，李乃胜想以朋友身份请郑守仪吃便饭。这次郑守仪虽然没回绝，却坚持说：“吃饭可以，但不上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