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崭新的实验室中，新刷的涂料味儿依旧清晰可闻，Katarzyna Komorowska在这里操作着一个看似来自未来世界的咖啡机。其实，这是一个能让精细的样本可视化的先进电子扫描显微镜，也是Komorowska所在的波兰西南部弗罗茨瓦夫市实验室中若干个外型引人注目的实验器材之一。Komorowska打开该设备的离子束，几分钟后，显示器上显示出一个鲜明的形象：一个长胡须的小个子手中拿着一个石墨烯分子，这是她刚刚在一粒沙子上雕刻的形象。

　　这颗雕琢的沙粒是历史的记忆，也是一项技术壮举。小个子象征着波兰第四大城市弗罗茨瓦夫市。现在，这个形象已成为该市的标志性吉祥物：弗罗瓦夫市拥有300多个小个子雕塑。同时，数秒之内在一粒沙子上雕刻一个小个子的形象则标志着该市在成为中欧科技中心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

　　此前一段时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诸国研究机构的科研水平十分落后。少得可怜的薪水、缺乏资金支持与足够的实验室使大批科研人员流失或是不得不在科学圈子外寻求谋生之道，那些依然呆在原岗位上的人几乎全要依赖外援。科技与高等教育机构曾经被抛入动荡与混乱之中。

　　然而如今，研究人员的处境已然改变，所处的科研环境更加稳定。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十年蓬勃发展，让政府有能力为科研注入更多资金。

　　这些相对欠发达的中东欧国家正受到来自欧盟结构基金的巨额财政支持，这些由各国政府分发的财政资助意在缩小欧洲地区间经济与社会差距。如2007年至2013年间，比利时布鲁塞尔向新成员国投资了约1700亿欧元用于增加凝聚力及推动地区发展，其中超过200亿欧元用于科学与创新领域。此外，很多国家还设立了基金资助机构，经过竞争进行拨款资助。

　　而中东欧各国自身在科技投入上则各循其道。这意味着，在科学领域，原来处境几乎相同的中东欧各国正在变得日趋迥异。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国家却均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科技精英都在外流。”挪威奥斯陆大学生理学家、原中欧大学校长Lars Walloe说，“针对这种情况，中东欧地区的研究机构需要找到合适的办法，使高端人才找到留下来的价值。”

　　波兰的科技发展模式在中东欧地区别树一帜，极少数国家与其类似。弗罗茨瓦夫校园中的小个子雕刻机就是案例之一，该校初创公司的氛围十分浓郁，仍在建设中的实验室预计明年会向科学家和企业家普遍开放。该校简称“EIT+”，来呼应位于布达佩斯的创新科技研究院，该研究机构是欧盟为设立科研动力网而创办的。

　　Komorowska在2012年进入EIT+。她曾在弗罗茨瓦夫受过培训，随后离开波兰到法国和比利时做博士后，并从未想过有一天要回国。但当她收到EIT+新创立的弗罗茨瓦夫研究中心的工作邀请时，却改变了想法。现在，她正带领着该中心的纳米科技与半导体结构实验室研发一项自动化系统，来分析岩石中的矿物与金属成分，这些数据可以被用于波兰大规模采矿工业，大约105万美元的资金被用于实验室建设，包括购置最新款的材料分析电子显微镜。“在波兰，科研环境已经有了巨大飞跃，现在我们的科研设备和西欧几乎相同。”她说。

　　这个有着3850万人口的国家是目前为止该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同时也是接受欧盟结构基金资助最多的国家。在过去5年，政府对科研的投入翻了一番，尽管如此，波兰的科研整体投入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仍然相对较低，比很多国家的GDP投入仍低1%。

　　波兰科学家依然期望看到更好的科学教育标准，看到更多像EIT+一样更具创新活力的研究机构。“现在，我们有足够的资金为这些更有潜力的想法提供支撑，但我们更需要可以让科学生根开花的科学环境。”华沙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国际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家Janusz Bujnicki说，“而这一步才刚刚开始。”

　　对于仅有130万人口的爱沙尼亚来说，改革比一些大国要容易些。良好的决策使这个国家成为中东欧地区首批扭转经济颓势的国家之一。爱沙尼亚政府很早就开始谨慎推行由商业驱动的科研与企业。在塔尔图市和首都塔林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和工业园已成为象征该国科研腾飞的核心。

　　当人类基因组测序在世纪之交完成之后，在塔尔图大学工作的人类基因库的Andres Metspalu看到了一个机遇。在爱沙尼亚欧盟机构基金的资助下，他启动了招募个人向国家生物库捐献基因与健康数据的工程。该基因库现已囊括了该国5%成年人的基因与健康数据，对需要大量数据鉴别与常见疾病如肥胖、精神症等相关联的风险基因研究来说，这些数据是极有价值的国际资源。

　　像生物工程研究一样，爱沙尼亚政府同样专注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投资。该国政府在科研领域的投入近年来稳步增长，从2002年占GDP的0.72% ，上升到2012年的2.18%。是继斯洛文尼亚之后中东欧地区科研投入位居第二的国家。

　　去年，植物生物学家Eva Kondorosi决定结束在法国巴黎的研究工作，带着正在申请的欧洲基金回到匈牙利科学院（HAS）生物研究中心工作，上世纪70年代她的科研生涯就在那里起步。但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与很多中东欧的研究机构不同，该研究机构对于现代化的兴奋似乎还不如从前。“它丢失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所感受到的科研活力。”她说。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矛盾，是因为匈牙利的科研本身就存在一些矛盾。该国的科研曾与大学和中央机构相互分离，由HAS管理，重要科研职位因此倾向于由关系户或占据统治地位的人员把持。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成立了生物研究中心，摒弃了此前根据身份任命岗位的做法，采取任人唯贤的政策，使该中心一度成为知识分子的避风港，Kondorosi就曾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而且，由于该国边境线比其他中东欧国家更开放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可以获得访问西欧的许可，使得塞格德市的科研较为领先。

　　近年来缺乏投资一度损害了研究人员的热情，很多科学家因故离开。自此，科研资助至今尚未重新恢复，匈牙利与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国一起成为减少科研公共开支的三个国家之一。尽管如此，该国丰富的学术传统仍旧吸引了顶尖的匈牙利科研人员回国，匈牙利被欧洲研究委员会认可的卓越科学家人数比上述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而且，匈牙利的科研文化还鼓舞了国际科学界的信心。2012年，欧洲粒子物理学实验室（CERN）还在临近布达佩斯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先进数据中心，而且塞格德也即将成为欧盟先进激光科学合作项目“极端光学设施”的3个关键选址之一。

　　和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科学家也把目光对准了拥有800亿欧元经费的欧盟“2020地平线”计划。Walloe表示，财政与机构资助对于缩小国际间的差距至关重要。“一些地区经常比其他地区拥有更强的科研实力，但每个国家都应该在某一领域拥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优秀科研。”（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