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智能化水平比较高的行业，像汽车行业，现在很多大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完全引入了智能制造。

　　从工业4.0到互联网+，近一年来关于制造业变革升级的议题非常之多。就在上周，国务院牵头正式推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伴随着制造业智能制造的浪潮，新一轮创业和创新的浪潮也已经展开，A股创业板不断走高，带动了证券市场的繁荣。那么中国制造的20 25展望是什么，国际视野的工业4 .0又有哪些内容，对于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如何跨越2025实现产业升级？南都特别专访了明匠智能创始人陈俊，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邵鹏，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作为智能制造行业的领先者，工业经济研究，资本市场的研究者，他们分别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了诠释。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制造2025》这个规划被认为是中国的工业4.0计划，那么所谓的工业4.0具体的内涵是什么？

　　陈俊：媒体喜欢使用工业4.0，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工业分期的另一种说法。工业制造的发展不是突变式，而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但有几个标志性的发展阶段，1.0时代就是蒸汽时代，蒸汽动力全面取代了人力畜力，2.0时代就是电力取代蒸汽动力，完全可控的动力出现了，3.0就是指电子和信息系统广泛运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我们通常说三次工业，工业4.0也就是第四次工业的意思。第四次工业也就是基于CPS的信息与物理系统的构架，不再是单一的一台设备的工人流水线操作，而是信息和物理相结合，把分散化的生产集中处理。所谓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处理，比如汽车，考虑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不同人群对汽车的偏好不同。

　　邵鹏：第四次工业不是直接的动力替代，而是精益化管理。蒸汽机取代牛马，动力直接提升，电动机取代蒸汽机，也是动力的直接提升。但是第四次工业不是动力替代，而是信息化。通过信息收集，对每个环节开始进行智能化改造，具体是需要人的效率提高，还是原材料的问题，从产品的标准，到生产线的所有流程都做全面的精益化处理。通过信息平台对信息的处理，能够发现你的产品未来的方向，这是智能制造的优势。

　　南都：精益化管理，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而工业化大生产又是机器大生产，这样才能降低成本。个性化和流水线大生产的矛盾如何解决？

　　陈俊：这里最为关键的就是智能排程的管控流程，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程序管理，所以分散化的生产，就能更为系统地开展，并且按更严格的标准生产。工业产品如果一件件地分别做设计，那么成本会高得不可想象。过去作坊式的手工业才能做这样的产品，大工业生产是不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那么智能工业化时代，个性化需求就可以解决了。举个例子讲，目前的中国生产的路虎极光，有5227万种配置，一共二十一条流水线，靠人做成品，基本无法完成。奥秘就在所谓的智能化流程上，首先会对订单拆包做分析，将具体的订单的个性化需求，具体化为工序流程的一个环节。流水线上，工人在具体的环节完成个性化配置，通过智能反馈系统，完成检验并传递到下一个流程。从下订单到完成，整个产品可以在4小时内完成，并送到客户手上。

　　陈俊：从一开始就有模块化的设计，整个产品都会有各种模块组合，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模块通过智能排程，具体下单到每一个流程。通过这样一个严密的工序流程的管控，不仅能完成个性化生产，还能保证不出错。传统流水线都是靠人来排定工序，并靠人来做流水线检查，人的误差率大概是3%到5%，一旦错了就必须要返工。但是智能排程就能保证每一件产品配件的精确性，大大提高工作效能。所有的生产记录都会有信息化保存，哪个流程哪个人打了多少螺钉，都一一做信息化保存。中国传统的工业流水线，一条流水线，一排人，一个拉长。现在的工业生产，则是一个个生产平台，通过装车单把每个生产平台连为一个完整的工序流程。

　　南都：那么以新工业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制造，当前中国制造升级换代，提高品质这些套话之外，从制造业本身看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些？

　　陈俊：可以说，这样一个新阶段，中国制造还没有确立任何比较优势。我们首先要在自动化方面补课，自动化方面我们的底子比较弱。比较经济的方式就是，首先完成工艺流程的信息化管控。一流企业卖标准，我们过去长期是人力操作，工艺标准化程度低，这是中国制造的最大劣势。中国企业的工艺标准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客户订单决定的，比如苹果公司，他们的生产工艺标准很高，企业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就行了。但是大量的没有这么强产品标准能力的客户，他们就给不出这么强的工艺标准。这时候就需要企业通过自身工艺标准水平来提高产品层次，而这些恰恰就是中国企业的短板。中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弱，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你必须要接受对方的标准，而无法提出自己的标准。现在崛起了华为等一些企业，他们的强就强在敢到海外去竞争，参与标准的竞争。

　　邵鹏：中国制造产品质量不稳定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根本还是因为过去都是靠人。互联网化之后，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数据集中起来，传导到工业云上。工业云有很多算法，这些算法就可以排除人的主观不确定因素。确定了基本的计算公式，输入采集的数据，计算结果出来，再根据这个计算结果，这就排除了人为错误，确保了质量的稳定。工业云的算法以及具体的流程软件设计方面，中国还是很有比较优势的。

　　邵鹏：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做不到？《中国制造2025》这个规划，就是针对问题做的发展方案。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就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缺什么补什么。所谓的制造业的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融到制造业生产中。过去都是单个的生产单元，现在要把工业制造从生产线，到工人，再到设备都嵌入互联网，每个生产单元都是一个互联网节点。把制造业的实体和互联网信息联系到一起。从国际竞争来看，德国的工业4.0，中国的智能制造2025，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主旨相同，但是侧重有所不同。德国的优势在于制造业，美国的互联网方面比较强。中国的互联网不弱，但是我们的工业工艺要差很多。德国的互联网能力很差，但是它的工业技术，材料，精度水平都很强。中国介于德国和美国之间，互联网比美国差，制造业工艺水平也比德国差，赶超还是有机会的。扬长避短，先把我们强的一方面，也就是互联网融入工业生产中去，然后把弱的方面提高。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需要大力提高。通过十年努力，将中国的制造业提高到德国和美国的层次，这是没有问题的。

　　陈俊：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正在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美国和德国是制造业强国，那么强在哪里，就强在自动化。过去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的工业自动化发展并不充分，缺乏高品质工业所需要的基础要求。应该说目前是第四次工业的起步阶段，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良机。比较而言，德国、美国起步略早，他们的实现方式和我们的实现方式会略有不同。中国提出的智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 .0，美国的物联网是异曲同工。我们大概七八年前正式提出了智能化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德国和美国的智能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正式开始信息化，则是宽带网全面使用的时候。所以我们开始第四次工业的时间，并不比德国、美国晚，可以说差不多是一个时间段开始的。中国过去的工业制造业发展主要靠人力，未来必须要加强智能化，信息化，提高产品的层次，建立自己的制造品牌。

　　邵鹏：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智能化水平比较高的行业，像汽车行业，现在很多大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完全引入了智能制造。还有一些大型央企，比如宝钢，中建钢构都是行动比较快的企业。还有很多上市企业，美的，长虹等等都在积极参与。可以说，制造业企业多在尝试与信息化智能化相结合。传统上制造业分两类，一种是流程制造，一种是离散制造。一般使用的消费品都是离散制造，流程制造主要是化纤、钢铁，进行智能工业化都没有问题，只是侧重不同。

　　管清友：当前资本市场的活跃和第四次工业也有相关性，因为资本市场看到了智能制造的机会，企业可以通过上市并购重组等方式，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助推作用就能真正发挥。有泡沫是很正常的，没有泡沫企业哪里去融资呢？《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出时间，和资本市场再次繁荣同步，和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同步，和注册制改革同步。特别是新三板和创业板，这几个板块的推出对这些新型制造业企业融资有极大的帮助。我们最近发现很多创投资本，前几年都已经停掉了，现在又开始找项目了。

　　管清友：我们是传统的银行间接融资方式为主，同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又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这对于比较有创新动力的中小企业而言，融资门槛非常高。可以说这些企业是金融压抑的直接承担者，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活跃，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有了融资门槛的降低。对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而言，有风险有泡沫，但是也意味着机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回报，享受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所以目前而言，要想更有效地推动智能制造2025，金融改革深化是必要条件。

　　管清友：具体的改革要有针对性，进一步降低上市门槛，加快注册制，让企业能更直接方便地通过市场去融资。我们过去都是靠产业政策，做具体的融资支持。工信部制定一个规划，然后发改委和政策性银行再搞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是产业鼓励，产业配套支持资金之类的。就根本而言，企业应该去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活跃起来，企业只要搞得好，资本市场上愿意给钱的多了去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创新有更好的市场前景，那么就会有更高的PE，资本市场上就能更方便地融资。所谓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气氛，可能是这届政府最重要的贡献。创业板不断翻高，这里的泡沫不会少。但正是因为资本市场带来的激励，打破了之前的企业边际，最大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创新，最后才能沉淀下的就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产品。目前的财富效应非常明显，我判断中国将从房产造富转向股权造富，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变化。

　　南都：新的工业需要具有新型人才，最近中央也一直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那么是否需要专门的政策进行专项激励呢？

　　管清友：资本市场的造富能力，这是一种正向激励因素。正是因为这样的激励因素，科技人员才愿意下海。对于科研机构，必须要解放思想。我们此前有过两次科研人员下海的浪潮，当时都有很直接的正向激励因素。现在是第三次下海浪潮，大量的海外科技人员归国创业，本土的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也开始创业，这种社会氛围已经形成。未来的培训，专项的人力资本投资都是小问题。市场建立较好的示范效应，这是最为重要的，比任何专门教育投资都有效。